人有言：畸人硕士，身不容于时，名不显于世，郁其积而不得施，终于沦落而万分一不获自见者，岂天遗之乎？时已过矣，世已易矣，乃一旦其后之人勃兴焉，此必然之理，屡屡有征者也。吾家积德不试者，数世矣，子孙其有兴焉者乎？（《庭帷杂录》）

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源于儒家“五经”之首《易经》，后经佛道二教对报应的宣扬而进一步强化，在明代三教融合的社会氛围下，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。“吾家积德不试者数世矣，子孙其有兴焉者乎”，即是袁仁对其子的期许与勉励，同时又是“积善余庆”思想的一种自然流露。在这一观念下，了凡父母注重实践善举，逐渐形成积德行善之家风。据载：

远亲旧戚每来相访，吾母（李氏）必殷勤接纳，去则周之。贫者必程其所送之礼加数倍相酬，远者给以舟行路费，委曲周济，惟恐不逮。有胡氏、徐氏二姑，乃陶庄远亲，久已无服，其来尤数，待之尤厚，久留不厌也。刘光浦先生尝语四兄及余曰：众人皆趋势，汝家独怜贫。吾与汝父相交四十余年，每遇佳节则穷亲满座，此至美之风俗也。（《庭帷杂录》）

又载：

九月将寒，四嫂欲买棉，为纯帛之服以御寒。母（李氏）曰：“不可。三斤棉用银一两五钱，莫若止以银五钱买棉一斤，汝夫及汝冬衣皆以枲为骨，以棉覆之，足以御冬。余银一两买旧碎之衣浣濯补缀便可给贫者数人之用。恤穷济众是第一件好事，恨无力不能广施，但随事节省，尽可行仁。”（《庭帷杂录》）

（三）民间信仰与出世情怀

明朝政府尊奉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，但也重视正统宗教“阴翊王度”的作用，并对佛道二教加以保护和提倡。明代中期以后，佛道二教进一步世俗化、民间化，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袁家世代以医为业，而道教养生术本与医学密切相关，近代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曾指出：“医道与仙道，关系至为密切，凡学仙者，皆当知医。”（陈撄宁《道教与养生》）袁仁虽然以儒家经典为依归，但同时“雅彻玄禅之妙”，在思想上主张儒释道三教共存，坚决反对某些儒者以儒家本位的立场批判、排斥佛教的言论与行为。他说：

吾目中见毁佛辟教及拆僧房、僭寺基者，其子孙皆不振或有奇祸。碌碌者姑不论。昆山魏祭酒崇儒辟释，其居官毁六祖衣钵，居乡又拆寺兴书院，毕竟绝嗣。继之者亦绝。聂双江为苏州太守，以兴儒教、辟异端为己任，劝僧蓄发归农，一时诸名公如陆粲、顾存仁辈皆佃寺基。闻聂公无嗣，即有嗣当亦不振也。吾友沈一之孝弟忠信、古貌古心，醇然儒者也，然亦辟佛，近又拆庵为家庙。闻陆秀卿在岳州亦专毁淫祠而间及寺宇。论沈陆之醇肠硕行，虽百世子孙保之可也。论其毁法轻教，宁能无报乎？尔曹诚识之，吾不及见也。（《庭帷杂录》）

袁仁历数的辟佛人物，都是以儒者自居之士，且多为名公巨卿，如魏校（1483—1543）、聂豹（1487—1563）之流。他以这些人物为例，向其子灌输“毁法轻教，宁无报乎”的道理，表明他笃信佛教，深信因果报应之说。他又说：

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，相传最远，作《颜氏家训》，谆谆欲子孙崇正教，尊学问。宋吕蒙正晨起辄拜天祝曰：愿敬信三宝者生于吾家。不特其子公著为贤宰相，历代诸孙如居仁、祖谦辈皆闻人贤士。此所当法也。（《庭帷杂录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