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复家境贫寒，无力供他上学，但他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，考取免费的福州船政学堂。光绪三年被送到英国学习海军，两年后回国，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。他在主编《国闻报》和北方其他报刊上，用古文发表许多宣传变法的文章。他反复强调“物竞天择”“适者生存”“优胜劣汰”等观点，大声疾呼中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，否则就要被淘汰，亡国灭种。

严复的文章一时风行天下，人人争读，成为宣传维新变法、救亡图存的有力思想武器。《时务报》和《国闻报》，一南一北，遥相呼应，把全国的维新运动，推向了高潮，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。

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，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感到惊恐和不安。一些顽固官僚闻风而动，煽风点火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他们串通一气，大骂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士林败类，把变法维新思想说成是异端邪说，一顶顶歪曲事实、不顾真理的大帽子扣到了维新派头上。

湖南当时是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，同时也是封建顽固势力集中的地区。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早就看不惯这帮年轻人搞的这一套，他纠集了一批顽固士绅，涌向巡抚衙门，向陈宝箴递交了一份《湘绅公呈》。他们假托民意，攻击谭嗣同等人不务正业，引诱学生误入歧途，要求整顿时务学堂。深知内情的陈宝箴，不但不予理会，反而给谭嗣同等人以有力的支持。

湖南的新旧斗争仅是全国斗争的一个缩影，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地主阶级的顽固守旧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斗争。

恰在此时，为讨慈禧太后欢心，张之洞抛出了《劝学篇》，成为这一时期对抗变法维新思想的代表作。

张之洞头脑灵活，为人机警圆滑，善于见风使舵，把自己打扮成“圣人”“君子”，鼓吹《劝学篇》是为了正人心，开风气。因此，他的这本书具有调和中西、折衷新旧的色彩，反映了统治阶级中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共同愿望，并且比顽固派的主张带有更大的迷惑作用，连光绪皇帝也被蒙骗了。

面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势，维新派以报纸为有力武器，给予守旧势力迎头痛击。

顽固派曾经叫嚣过，说什么祖宗的成法是不能改变的，如果改变，则是违背天理，祸乱国家。听起来挺吓人，实际上一攻即破。维新派沉着迎战，给顽固势力作了透彻的分析：第一次鸦片战争，我们失败了，在此后的五十年间，我军的武器由刀矛弓石发展为洋枪洋炮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过去我们的祖先不和外国人打交道，现在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这又说明了什么？

维新派步步深入，驳得顽固派体无完肤。在批驳顽固派的同时，维新派还把变法与救亡联系起来，用严峻的现实驳斥顽固派的迂腐守旧，向世人表明了谁是真正的爱国者。

在这场交锋中，维新派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代表者，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挑战。维新派主动发动进攻，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的观点、论辩性极强的文章。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，但中心问题是一个，就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，实行君主立宪。

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的一天，山东胶州湾的海面风平浪静，人们已隐约感受到了初冬的寒意。突然，德国的炮艇驶进了胶州湾，打破了这里的平静。原来，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，来强占胶州湾。以此为开端，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效仿，掀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浪，瓜分的局面逼到眼前。

维新变法运动，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加速了发展。这时康有为又赶到北京，一再给光绪皇帝上书，强烈地要求变法救亡。在上书的同时，康有为又在北京发动建立了“保国会”，提出“保国、保种、保教”的口号。

开会之日，康有为首先登台演说危亡惨祸，慷慨激昂，听众无不为之感动，甚至失声痛哭。然而，为时不久，“保国会”即遭到顽固派群起攻讦，被迫解散。“保国会”的夭折，固然与某些当权派的攻击有关，但同时还因为康有为已经打通了一步登天的途径，不再需要这种群众性的组织了。他的政治活动的着眼点在于争取光绪皇帝，利用光绪皇帝的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，这一点，似乎已经开始可以做到了。

在此之前，有一个都察院的官员，名叫高燮，他很赏识康有为。因此在光绪皇帝面前极力推荐，希望委以重任。本来光绪皇帝已准备召见这位风云一时的人物了，但收到了恭亲王奕?的阻拦。恭亲王奕?说：“按照老例，非四品以上官员，皇帝不能接见。”光绪皇帝只好下令，让大臣接见康有为问话。

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上午，康有来到总理衙门，走进大厅，但见两侧正襟危坐着李鸿章、翁同龢、荣禄等几位大臣。除翁同龢外，其余几位均面容严峻，似乎把康有为当成一名囚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