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管是孔夫子的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”，还是刘峻《广绝交论》中“势交”“贿交”“谈交”“穷交”“量交”等“五交”，都是讲理性的算计而非朋友的交情。刘峻的“五交”本质上不是“交友”而只算“交易”，是用金钱或权势来进行“情感投资”，以便当下或将来获得更高的回报。即便是孔子的“益者三友”——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”，也仍然是通过与人交往让自己获益——或提高修养，或改正错误，或扩展见闻。“益三友”与“五交”的差别，只在于后者是得到世俗的利益，前者是得到精神的升华。二者表面上虽然在论“交”谈“友”，实际上交友的目的全是为了自己的好处——对自己有好处的就算是“益友”，对自己有害处的就划归“损友”。中国人很少那种“莫逆于心”的纯洁友情，大家交友不过是为了好在这个世上“混得开”，所谓“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”“多个朋友多条道，多个敌人多堵墙”。刘峻“五交”的势利一目了然，所以人们一直暗暗地这么干，但谁也不会明目张胆地这么说；而孔夫子交友之道隐含的世故有点转弯抹角，两千多年来没有被人识破，“益三友损三友”至今还是大家的处世格言。

连交个朋友也要掂量掂量，到底是让自己受“损”还是获“益”，一切都要放在利益的天平上称一称，所有行为都必须获得收益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习惯了“谋而后动”，很少人懂得“兴之所致”。

这种“活法”不累才怪！

杜牧在《润州》诗中说：“大抵南朝皆旷达，可怜东晋最风流。”诗中的“旷达”“风流”是互文，这两种特点共属南朝与东晋。东晋的“旷达”与“风流”，包括东晋士人倜傥潇洒的仪表风度，卓异出众的智慧才华，任性而为的生活态度，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。这篇小品以一个士人雪夜访友的细节，为后世生动地勾勒了东晋士人“旷达风流”的侧影——

文中王子猷即王徽之，书圣王羲之第五子，他的门第既显赫高贵，个人才气又卓越不群。在“世胄蹑高位”的魏晋，王子猷无须钻营也可荣登高位，不必奋斗也能坐致富贵，《晋书》本传说他“不综府事”，从不以世事萦心，为人洒脱不羁，放旷任性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篇载：“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。桓谓王曰：‘卿在府久，比当相料理。’初不答，直高视，以手版拄颊云：‘西山朝来，致有爽气。’”对顶头上司关于府事的询问，仍是一副傲然不屑的神态，全然不在乎个人仕途的升降沉浮，这种迈往之气，这种简傲之仪，看上去酷似飘然远举的神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