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禁赌，在雍正朝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，最后也形同虚设。这就是“养廉银”制度。这个制度，是雍正元年时，山西巡抚诺岷向朝廷提出的。这个制度立即得了雍正皇帝的同意和支持。

“养廉银”就是指在官员的薪俸之外，增发数额较高的生活补贴金。换句话说，就是“高薪养廉”。雍正皇帝希望，用这个制度减少贪污的现象。

其实，这种“养廉银”制度就是现今所谓“高薪养廉”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与之类似的制度很多。北魏时期有“以酬廉吏”的尝试，宋代有“给赐过优”的待遇，明朝实行过“量增官俸”的措施，到了清代，又被称为“养廉银”。

清朝实施“养廉银”的出发点是，朝廷认为官员们之所以贪赃枉法，是因为俸禄比较微薄。

据《大清会典》卷二一记载的“文职官之俸”条：“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，二品一百五十两，三品一百三十两，四品一百五两，五品八十两，六品六十两，七品四十五两，八品四十两，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，从九品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”——这是基本工资，称为“正俸”；而“京员（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）例支双俸”，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，称为“恩俸”；此外，“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，大学士、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”，称“俸米”；三者相加，就是清朝官员的官俸了。

由此可知，即使是清朝的封疆大吏、一品总督，年俸也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，而七品知县的官俸折合每月只有三两七钱银子。这样微薄的“工资”大约只能养家糊口，但作为一个朝廷官员，如果只是能够养家糊口，勉强度日，在任何朝代都是说不过去的。

光绪年进士何刚德在其《春明梦录》说：“一般大臣坐的都是四人抬的轿子，也有大臣是坐车的。但这只以贫富论，不以官职分。如果大臣坐轿，必须要八个人才好，因为可以轮班倒。路途遥远，还必须在后面跟随一大板车，倒班的人坐在上面歇息。这样下来，一年费用，至少非八百金不可。坐车的花费要比这省一倍，许多京官都喜欢坐车，因为省银子。”

何刚德任京官十九年，最后做到了五品郎中，他后来说，自己刚到京城做官时，都雇车而坐，几年后才能二十四金买一骡，雇了一个仆人。后来因为公事较忙，又买了一只骡子，一个月要支出十金，即使是这样的生活，“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，盖当日京官之俭，实由于俸给之薄也。”

五品官年俸银百二十两、米六十斛，这百二十两银子刚好付每月十两的骡马费，何刚德一家人的生活，六十斛米又如何能够维持，势不能不于官俸之外另行设法。

《春明梦录》也多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，如云：“京官官俸极薄，所赖以挹注者，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、饭食银，堂、司均分，稍资津贴耳。”何刚德讲到他自己，则“有印结银，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（他在吏部分管福建）；有查结费，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，约在印结半数；此外即饭食银也，每季只两三金耳；得掌印后，则有解部照会，月可数十金，然每司只一人得之，未得掌印，则不名一钱也。”

何刚德之所以“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”，就是因为他“得掌印”的缘故。那么，可想而知，那些没有“特色”的官员是如何度日的。

清朝的各级官俸到底低到什么程度，可以与各朝的官员俸禄做一个对比。明朝官员的官俸就已经很低，但与清朝比仍是比较高的。拿一品来讲，明朝正一品官的俸额为清朝正一品官的2.7倍，明朝最低的正九品官俸也为清朝正九品官俸的1.3倍。若同唐朝的官俸相比，清朝官俸之低难以想象。经推算，唐正一品的俸额为清的5倍，唐最低的正九品官的俸额也是清的将近4倍。

喜好读史的清朝皇帝们不会不知道自己官员们的薪水之低，也对贪污现象有了“本质”的认识，这种“本质”的认识让他们做出推行“养廉银”制度的决定。那么，养廉之资从何而来呢？皇帝绝不会自己掏腰包，更不可能取之于民间，增加人民的负担。倘若取之于民间，正与朝廷推行养廉银制度本意相悖。

据史料记载，清朝时期的养廉银资是从“耗羡”中来的。当时，凡是州、县官，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。钱粮就是田赋，最初征收实物，后来改成“折色”，即征收银子。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，都有一种“耗羡”陋规，所谓“耗羡”即指在征收银粮时，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。倘若是银子，就是指将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的损耗。

一般情况下，征收的银两中，每两加征四钱至五钱作为火耗；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，整个州、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，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，完全入了州、县官的私囊，成为公开的、照例的好处。由此可知，这所谓的“耗羡”实际上是地方官借耗损为名，而征收的一种在各种杂派中最苛重的一项的附加税罢了。

推行“养廉银”的同时，雍正也推行了“耗羡归公”制度。他谕令各省把原来被大小官员贪污的耗羡银两全部提解归公，上交藩库，并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养廉之资。